南京市兒童醫院大門外，攢動的人頭上漂浮著氣球，氣球上印制著各式各樣的卡通人物，有機器貓、灰太狼、喜羊羊。

　　“5元一個、5元一個”，小販們吆喝著，用以吸引進出醫院的孩子和家長們。殊不知，這種在商品上貼上卡通形象宣傳、販賣的行為，如果沒有形象授權方的授權，那么就構成了侵犯著作財產權。

　　這不是危言聳聽，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0年度，就曾經接受審理過“哆啦A夢”的被許可使用人，起訴使用哆啦A夢形象生產、銷售童車的多方侵犯著作財產權，結果中院判侵權方賠償被許可使用人三十余萬元。

　　“哆啦A夢”如何出現在童車上?

　　使用權被層層“轉包”

　　“ㄤㄤㄤ，小叮當幫我實現，所有的愿望”，一曲“小叮當”(哆啦A夢國語版)，勾起多少人童年的回憶。

　　根據南京市中院的調查顯示，日本的藤子會社(FUJIKO.F.FUJIO PRO CO.,LTD.)享有《哆啦A夢》(DORAEMON)漫畫、電視劇的著作權。

　　其后的2009年，株式會社小學館集英社(SHOGAKUKAN-SHUEISHA PRODUCTIONS CO.,LTD.)通過藤子會社的授權，可以行使在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相關區域行使全部著作權利，享有涉案權利的使用權。

　　據艾影(上海)商貿有限公司(下簡稱艾影公司)介紹，他們公司終獲得了被許可使用人的授權，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在中國內地進行“哆啦A夢”的形象許可以及對涉及侵犯“哆啦A夢”形象的行為進行打擊等諸多權利。

　　一句話來說，就是著作權的原始權利人，通過層層“轉包”的方式，一層層地將“哆啦A夢”的使用權“下派”，終，艾影公司獲得了中國內地的形象許可權等。

　　上海的B公司發現了商機，根據法院調查結果表明，從2006年7月份至2008年11月份，該公司通過正當途徑，獲得了28個月的“哆啦A夢”使用權，不過僅僅只是用在“車上”——童車、電動童車以及嬰兒推車上，可以使用哆啦A夢的角色、標記、設計、肖像等表現。

　　其后，B公司又與C公司簽約，讓C代理銷售B公司生產的“哆啦A夢”童車。

　　為什么這么多人被告上法庭?

　　小商販牽出一串被告

　　張某到現在也沒搞懂，自己賣“哆啦A夢”童車，被人暗訪還變成了被告。

　　張某是南京金盛百貨一商鋪的老板，主營孩童用品，“哆啦A夢”童車是主打產品，據他回憶，他的“哆啦A夢”童車是在南京一家兒童用品公司進的貨，“我哪知道什么是正牌什么是山寨啊?”

　　“哆啦A夢”授權到底層，也就是以正式商品宣傳畫、標貼形式面對消費者時，“中間轉包環節太多，代理商太多，遍地開花，許多業內的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冒牌的”，一位業內人士分析。

　　甚至連艾影公司在“打假”時，從無錫的一家兒童用品店也買到了同樣的“哆啦A夢”童車，除了標貼顏色、方位有偏差外，童車的外包裝上，都標有B公司的資料，甚至連防偽碼都有，并且通過B公司網頁，顯示該童車是“正品”。

　　“真是艱難維權路”，艾影公司回憶當時“打假”過程。2009年10月份開始，他們帶著公證員、帶著律師走訪了南京、上海、無錫等多家生產、代理、銷售“哆啦A夢”童車的廠家，花費數月、數萬元。

　　由于艾影公司在2009年年底發現市場上仍然大量出現了B公司生產的“哆啦A夢”童車(B公司簽訂的授權期在2008年11月份截止)，因此一紙訴狀，將B公司、C公司，以及南京的小販張某一起告上了南京市中院，要求索賠50萬。

　　這個官司艾影公司為何能贏?

　　著作權人也包括受讓權人

　　庭審持續了半年，雙方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艾影公司的主體資格是否適格，以及被訴侵權童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權益等方面。

　　按照《著作權法》的“使用它們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簽訂許可使用合同”的規定，因此他們B公司和C公司的認為，艾影公司只是著作權的被許可使用人，而并非著作權的原始權利人，因此主體資格不適格。

　　經過審理，南京市中院回應和反駁了被告的觀點，認為“著作權人”不應當狹義地理解，也包括通過授權而取得轉授權權利的著作權的受讓權人和被許可使用權人。

　　終，B、C公司賠償艾影公司經濟損失30萬元，合理費用2萬多元，而南京小商販張某則被令立即停止銷售涉案產品。

　　南京市中院副院長馮馳介紹，“哆啦A夢”具有較高的知名度，進而形成了較高的商業價值和利用率，其名稱和形象的權利受到著作權法律保護，“這種權利不同于普通作品的著作權，一般稱之為‘形象商品化權’，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著作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