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以《大城市能否宜居?》為題關注特大型城市集中暴發的“城市病”。文章說，交通擁堵之外，房價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氣污染、無處不在的噪音……越來越多的人發覺，城市似乎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人民網11月25日報道)

　　剛剛結束的上海世博會上，許多專家探討了城市宜居的問題。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曉蘇的一個看法格外引人關注，他認為宜居城市應該是一個“嬰兒車能在街頭任意出現”的城市。因為，嬰兒車能不能上街，其后邊包括相關設施是否無障礙、道路是否暢通無阻、空氣是否足夠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閑的時間和空間。中國的城市還在不斷長大，長大了的城市街頭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閑地推著嬰兒車?于是有人建議給城市的決策者下達一個“嬰兒車指標”，熱愛城市的人們在期盼著。

　　“嬰兒車指標”確實是一個很鮮活的創意，看上去非常美麗，讓人們插上遐想的翅膀。但它更像是一種形象生動的啟發式教育。啟發式教育大抵分兩種，一種是理想目標型的，另一種是警示樣本型。美國舊金山市長加文曾搞了一次很有新意的紀念環境日“盛大午宴”。宴會在舊金山市郊一家巨型垃圾處理廠舉行，垃圾車不斷來去匆匆，塵土飛揚，臭氣熏天。清潔工人背著垃圾桶列陣歡迎，宴會迎賓門由廢品紙和回收飲料瓶壓縮的垃圾堆搭制。貴賓們魚貫而入，腐爛變質的酸味撲鼻而來。加文市長在致辭中笑稱：“希望天天都有這樣的環保午餐。”贏得掌聲一片。相比如此觸目驚心的警示型啟發式教育，“嬰兒車指標”會不會因為它過于理想化而讓城市的決策者一笑而過?

　　若干事例表明，規劃越短，“城市病”暴發越快，離“宜居”就越遠。“嬰兒車指標”不是用來寄托夢想的烏托邦，需要務實的詮釋，細化的指標和腳踏實地地坐實。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為，科學合理的規劃是城市宜居的基礎和關鍵。有專家提出，總結國際許多特大型城市規劃管理的經驗和教訓，城市規劃應當完善周邊區域功能，盡量減少職住分離現象，減少“鐘擺式”通勤;城市規劃應當疏散主城區功能，盡量減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區的高度集中;應當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促進高品質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等等，總之，就是要把城市作為一個系統來管理，不能頭痛醫頭，就事論事，而是要通盤考慮城市發展、功能布局，以強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行政執行力、全方位的監督力來付諸實施。

　　不久前，針對“中國的建筑平均壽命比國外建筑壽命低”、“短視規劃造成重復拆建”等問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李秉仁稱，在城市規劃調整和實施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中國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階段，每年城鎮化水平提高約1個百分點，有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每年有一千多萬。所以城市也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規劃的調整是正常的。比如，北京市的總體規劃也是在不斷進行調整。在城市規劃調整和實施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這也是城市發展很快的一個結果。建了拆，拆了建，這怎么能是正常的呢?如果城鎮化只能被解讀為“拆建”二字，那么就很難抱怨農民寧愿住羊圈而不愿上洋樓了。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城市規劃的短期效應，所謂“規劃不及變化，變化不及領導一個電話”。短視的規劃造成短命的建筑，延伸到城市環境、公交等基礎設施領域，逼著人們開始逃離“北上廣”的“城市病”屢屢暴發就不足為奇了!

　　城市規劃成為經常更換屏保的“美麗圖畫”， 除了某些官員追求急功近利的政績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吏治上的亂象。在一些地方，領導干部調動過于頻繁、任職難以屆滿的現象比較普遍。對能干的官員應提拔重用，但頻繁調動主要官員，容易制造權力尋租的空間。同時由于后任和前任官員發展思路不一致，政策朝令夕改，既不利于任期目標的實現和地方經濟的發展，又影響黨和政府形象。同時，因為任期過短，有的官員對需要長期規劃、長期投入的基礎性工作不感興趣，卻熱衷于脫離當地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搞些短平快的 “政績工程”，結果給后任留下不少“大窟窿”、“爛攤子”等等。

　　要想治愈“城市病”，使城市真正宜居起來，先要從源頭上、制度上讓各級官員從只追求GDP增長轉型為追求改善公共服務、提高民眾收入等民生目標，將更多的公共財政投向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更關鍵的是，以選官用人為突破口改革吏治。選用干部要公平、公開、公正、透明、民主，需加大考核力度，與民生指標、宜居指標掛鉤。只有依靠新的制度、機制，讓民眾參與進來，盯住城市決策者、盯住規劃源頭、盯住公共錢袋，才能使“嬰兒車指標”一步步地徜徉于城市街頭，而不是成為抹在城市居住者鼻尖上的糖。